笔势在书家书风形成中的意义

 
 

每一个成熟的书家，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。艺术观念的表现依赖于具体可感的技法，而笔法是死的，唯人是活的。审美情趣的差异性，致使不同的书家在笔势的组织创建上存在着差异，这差异就构成了书家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，直接促成了书家风格的形成。
以晋代“二王”为例。王羲之的笔势多为内擫，故体势上以纵向取势居多，给人以劲挺飘逸之感，且体势多变，注重点画之间气脉的传承呼应，行势艺术经纬的贯穿多靠体势的欹侧和笔势的笔断意连来完成，形成了独特的遒劲流美的个人书风。王献之作为王羲之的儿子，本该继承父亲衣钵，然由于性情和审美情趣上的差异，于章草中寻找符合自己心性的笔势，变王羲之内擫笔势为外拓，在体势上则追求横向取势，自创“稿行之草”和“一笔书”，使笔势更加流畅舒展，行势气脉更加连贯、起伏更大，笔势为行势服务之意识更突出，自创一家之风格，在书法史上奠定了自己的地位。王献之书法来自于王羲之的口传心授，在为书之道被列为家宝而秘不外传之年代，其书之法显然与其父相同，但却因法同而势不同，造就了他书风的形成。可见，笔势在他们书风的形成中占据着重要意义。
至唐一代，“颠张狂素”同为狂草大师，但两人书风绝然不同，相距甚大。体而察之，两人皆好酒，且喜酒后狂书，然相较之下，张旭更显才情。据传张旭书法得灵感于挑夫争道与公孙大娘之舞剑器，而悟草书之笔势与气韵，形成变幻莫测的狂草书风。张旭于书法中更多的是倾注自己的满腔情感，如醉如痴，旁若无人。
由于张旭笔势源自于心，得道于挑夫争道与公孙大娘舞剑器，所以笔势独特，其笔法虽出自“二王”，却不为“二王”所囿，将草书推至艺术之巅峰，形成自家风格，被誉为“草圣”。观之宋代之苏、黄、米三家，也是由于笔势绝然不同，书风亦相距甚远。
宋人崇尚意趣，意趣在书法中之物化形态首推笔势，笔势合而建构体势与行势，汇合后即为整体风貌。苏轼用笔喜取侧势，结体扁平稍肥，体势右倾且茂密。黄庭坚乃苏轼门生，笔势却与苏轼大为不同，其笔势沉着痛快，以画竹之法作书。草书则笔势起伏跌宕，或卷或舒，随心所欲，如龙搏虎跃，却又圆婉超然，取势侧欹，穿插错落，左右开张。在豪迈中透出超凡脱俗之气，颇有禅家之味，以超然的书风饮誉书史。